怎么办？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一、政治鼓动与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
经济斗争/揭露的局限
- 经济揭露的重要性： 俄国工人经济斗争的广泛开展与“揭露经济（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情况的‘出版物’”紧密相关。这些传单揭露工厂的贫困、艰苦劳动和无权地位，激发了工人的揭露热情，甚至促使他们“发表文章”反抗压迫。这些揭露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杠杆”，能够促使厂方让步。
- 经济揭露的局限性： 列宁强调，虽然经济揭露是重要的，但它本身 “实质上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而只是工联主义的活动”。这种揭露只涉及工人与厂主的关系，旨在争取更有利的劳动力出售条件，本质上是“纯粹工会的”斗争。
- 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为了争取有利的劳动条件，更是为了“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更不能将组织经济揭露作为主要活动，而应积极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
“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与“政治斗争”的距离有多远？
- 政治教育的内容： 政治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的敌对观念，而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这种压迫涉及社会各阶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职业、公民权利、家庭、宗教、科学等）。
- 对“经济派”的批判： 列宁指出，“经济派”虽然口头上同意全面发展政治意识，但实际上却试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他们主张“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是最发展、最广泛和最切实的经济斗争形式”，以及“现在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
所谓“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
“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是立“罢工自由”一类的法规，也就是资产阶级接受范围内的改良
- 什么是经济斗争？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
- 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
- 因为各种职业的劳动条件极不相同，所以争取改善这些条件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按职业来进行
- 因此，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等于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实现这些职业的要求，在这一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所有的工会现在是而且向来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如果经济斗争发展到了全国、全部行业，那还只是在某一职业范围内（而不是整个社会）、针对资本家集体（而不是阶级）的斗争吗？
- “最普遍适用的手段”的谬误： 列宁驳斥了“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的观点。他认为，各种警察压迫、专制暴行（如地方官横行、农民受体罚、官吏贪污、警察欺压市民、压制知识自由、宗教迫害、虐待士兵、侮辱学生等）同样是“普遍适用的”政治鼓动手段，甚至在工人受压迫的活生生例子中，警察在工会斗争中进行的迫害只占很小一部分。
- 对马尔丁诺夫的批评： 马尔丁诺夫提出的“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听起来“极端”革命，实则“掩盖着那种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的政治的传统意图”。这等同于争取经济改良，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虽然也包括争取改良的斗争，但它将此服从于争取自由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马尔丁诺夫的观点是在“把党拉向后退”，助长“经济派”和自由派的机会主义。
- “显著结果”的诱惑： “经济派”强调提出“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例如消除失业和饥荒的措施。列宁认为这不过是屈从于“显著性”，是将伯恩施坦主义的庸俗思想强加给工人。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利用经济鼓动，要求政府不再成为专制政府，并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现象中提出这一要求。
二、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
关于宣传和鼓动的区别
- 对普列汉诺夫理论的“深化”：。普列汉诺夫认为宣传员提供“许多观念”给少数人，鼓动员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给多数人。而马尔丁诺夫则将宣传定义为从革命观点解释现有制度，将鼓动“严格讲来”定义为“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
- 列宁的批判： 列宁认为马尔丁诺夫的“深化”是“十分荒唐的”，是一种“巴尔霍恩式的修正”（即改坏了）。“号召”作为单独的行为，要么是理论著作、宣传小册子和鼓动演说的自然补充，要么是一种纯粹执行性质的职能。
宣传员和鼓动员的区别
例如宣传员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清楚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而鼓动员讲到这个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一个观念，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
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
- 马尔丁诺夫的真实意图： 马尔丁诺夫的目的是批评《火星报》“偏重宣传任务而忽视鼓动任务”，即《火星报》忽视了“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社会改良）。
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 “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错误理论： 马尔丁诺夫提出“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理论，实际上却试图降低这种积极性，将经济斗争奉为激发积极性的“最好的、特别重要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
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我的理解是，如果局限在经济斗争，也就是上文中说的针对某行业的资本家个人的斗争，那这个斗争就不可能推广到其他工人群体，更不可能推广到社会其他阶层和居民集团中去。社会生活是这么全面地浸润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中，这就意味着经济斗争的受众和目的都是非常片面的。这种斗争也得不到这些其他阶层的支持，因此也必然是局限的。
- 全面的政治揭露： 只有不局限于“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才能真正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工人阶级的意识要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就必须学会对各种专横和压迫（不管针对哪个阶级）作出反应，并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进行反应。
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不能对这一切丑恶现象组织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的揭露。假使我们进行了这种工作（我们是应当而且能够进行这种工作的），那么连文化水平最低的工人也会懂得或者感觉到：辱骂和欺压学生、教派信徒、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有所反应，就会今天咒骂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官邸前游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干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勾当的身穿法衣的宪兵，如此等等
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经济派”和现代恐怖派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就是崇拜自发性
- 共同根源： 经济主义和现代恐怖主义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崇拜自发性”。经济派崇拜“纯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恐怖派崇拜那些不善于或无法将革命工作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最狂热的愤懑情绪的自发性”。
- 《信条》的实践： 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最终导致了《信条》纲领的实现：让工人自己去“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而知识分子则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政治斗争，当然，用的是恐怖手段。
无论号召采用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都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来推卸俄国革命家所应当担负的最迫切的责任，即组织全面的政治鼓动工作
- “自由社”的例子： “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将全面促进工人运动作为任务，同时又将恐怖手段纳入纲领，并力求摆脱社会民主党的束缚。这再次证明了阿克雪里罗得关于“两个前途”的远见。
- 恐怖手段的局限性： “自由社”虽然否认恐怖手段的恐吓作用，却推崇其“激发性作用”。列宁认为这是对“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迫切任务的典型误解。俄国实际生活中丑恶现象并不少，不需要人为的“激发性手段”。
- 推卸责任： 无论是号召采用恐怖手段，还是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都不过是以不同形式来推卸俄国革命家最迫切的责任——“组织全面的政治鼓动工作”。
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扩大政治鼓动与政治意识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
- 政治意识的来源：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即“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汲取这种知识。
- “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 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这不是要放弃阶级观点，而是社会民主党人作为“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的应有之义。
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
善于把那些愿意听社会民主党人讲话的工人召集起来开会。我们也应当善于把居民一切阶级中那些即使只愿意听民主主义者讲话的人召集起来开会
力量与基础
我们说的是各社会阶层可能参加而且必须参加推翻专制制度的问题；而对这种“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如果我们想做“先锋队”，就不仅能够领导并且一定要领导
- 力量的存在： 俄国社会民主党运动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有教养阶级的优秀分子和许多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人加入到运动中来。我们的运动的主要缺点是我们还不善于运用这些力量，不善于给所有人以适当的工作。
当时理所当然地决意只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并严厉斥责离开这项工作的一切偏向；当时全部任务就是要使自己在工人阶级中站住脚
当时（1894-1901 年）的工作还限制在工人范围内。我们现在甚至更差，只能限制在少数先进工人/知识分子中间
- 工作基础： 我们的运动在居民的一切阶级中都有工作基础。工人运动已经促使各阶层产生不满情绪，认识到专制制度无法维持。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利用各种各样不满的表现，聚集并引导所有零星的抗议。
- 方式：全俄政治报： 要建立“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工人阶级是政治揭露的理想听众，因为他们最需要全面的政治知识，并能将其转化为积极的斗争。
工人阶级正是政治揭露的理想听众，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最能把这种知识变成积极的斗争，哪怕这种斗争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而能够成为全民的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报纸。
如经济揭露是向厂主宣战一样，政治揭露就是向政府宣战
- 揭露的作用： 政治揭露本身就是瓦解敌人制度的有力手段，能够离间敌人的同盟者，在专制政权内部散布仇恨和猜忌。
先锋队
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
- 阶级性质的体现： 全民揭露工作的阶级性质表现在：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鼓动中的所有问题始终以社会民主主义精神说明；党将对政府施压、教育无产阶级、保持无产阶级政治独立性、领导经济斗争、吸引工人阶层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
“经济派”对阶级观点的模糊认识
- 不理解一般民主主义运动： “经济主义”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理解无产阶级最迫切的要求（从政治鼓动和政治揭露中获得全面的政治教育）与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要求是相联系的，甚至是相吻合的。
- 对《火星报》的指责： “经济派”指责《火星报》“常常离开阶级观点，掩饰阶级矛盾，把对政府不满这一共同点放在第一位”，例如在对待地方自治机关和学生运动问题上。
- 列宁的反驳： 这些指责暴露出“经济派”对社会民主党政治任务的认识模糊。社会民主党人需要“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同盟者”来揭露当局的政治进攻，而不是等待工人“积蓄力量”后再“过渡到”政治斗争。
- 策略分歧的严重性： 两种对立的观点（认为需要扩大对各阶级对抗的揭露，和认为这样做是“妥协”）能否在同一个组织内顺利工作，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任何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任何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行为，都是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
- 经济派否认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存在： “经济派”认为俄国根本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是一种鸵鸟政策，忽视了大量自由派政论家、报纸以及非社会民主党革命派别的活跃。
- 春（bai）季（zhi）事件的教训： 春季事件没有提高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反而使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活跃起来，正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缺乏有足够修养的革命领导者和组织者，导致工人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后卫队”，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锋队”。
-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 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不断提高威信，正是因为它总是走在前面，用最革命的态度估计事件，干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和问题，在一切阶级中间激发政治不满，唤醒沉睡者，鼓励落后者，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积极性。